【人物】刘建国：走向民众的清华教授

2016年之后，刘建国最著名的身份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变成了“垃圾分类专家”。这位看起来严肃板正的教授，上央视对话白岩松，上“跑男”综艺给Angelababy们讲垃圾分类，做客春妮的周末时光，成了固废领域最具时尚气质的行业专家之一。

去年底，中国水网主编谷林、本文作者李艳茹专门拜访了刘教授，探秘到他“出圈”背后的专业初心和环保情怀。

(左至右)谷林、刘建国、李艳茹

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两年内，刘建国参加了大量与垃圾分类相关的社会交流活动，只要时间允许，对活动邀请几乎有邀必应，大到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各大电视台出镜访谈、各种行业论坛报告，小到给小学生讲科普，给大学生开讲座，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仅露面不够，刘建国还执着于用不一样的语言体系，让不同活动中的受众人群印象深刻：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组织的交流中，他细致梳理行业现状及问题，将思考和对策凝练成兼具战略高度和专业深度的语句;

在行业论坛的发言上，他将分类要义编作一首打油诗：干湿分开，努力方向;积极鼓励，相得益彰;定时定点，适度适量;湿中无干，理所应当;干中无湿，两败俱伤。

在“十问十答”一文中，对于问题:“如果经济上不合算，甚至环保上也不一定合算，还有必要推行垃圾分类吗?”回答是：“咳咳，你今天穿的衣服很得体很漂亮嘛，简直令人赏心悦目!穿这么漂亮，经济上环保上肯定都不合算，那么还有必要这么穿吗?”

在给孩子们的科普中，则用更贴近生活、更加场景化的方式来讲。交流中，一个孩子质疑“猪分法”：“你看，有的垃圾是猪吃了会死的，但也是能卖钱的。” 刘建国就告诉他：“这种判断方式是猪去分的，生活中是要我们人去分的。猪能分成这样，人比猪聪明，肯定会分得更好。”

一些人认为刘建国是“想红了”，一些人定义他为“被垃圾分类耽误的段子手”。刘建国认为自己其实是“看不下去了”。垃圾分类激起了民众超高热度的关注和讨论，成了环境产业最出圈的话题。但也正由于参与讨论人群的扩大，探讨本身容易变得空泛、停滞，或各执一词，“盲人摸象”、“管中窥豹”式的观点层出不穷，借垃圾分类将焚烧、填埋等常规处理手段污名化的有之，否定我国环卫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有之，对专业理性的观点冷嘲热讽的有之，借机贩卖假冒伪劣技术的亦有之。

在一次由公益组织召集的交流会上，刘建国还看到不少憋着一股劲而来的观众。他们谈国内垃圾含盐量高所以一定会大量产生二噁英，呼吁将所有垃圾吃干榨尽，全量利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去过垃圾场，脑子里只有抽象的垃圾，从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评论中摘取证据，并深信不疑。

一时间，政府、企业、居民看起来都在不断表达，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却越积越深。

刘建国属于科班工科出身，偏爱系统思维、科学方法、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同时，他博览群书，笔锋老道，身上又有一份独特的文人气质和社会情怀：“如果正确的声音不去占领阵地，错误和偏激就容易泛滥。”他希望基于自己多年以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亲身实践，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和各个群体进行有效沟通，把声音传出去。

分类or焚烧，不是一个problem

刘建国有一句名言：“垃圾分类一定比不分类要麻烦，适度的麻烦是居民养成分类习惯必不可少的条件，麻烦了，才会发现垃圾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才有动力去减量，才有意识去分类，才有意愿去付费。”这让不少人将他的立场划拨到“为政府说话”这一类。

他还有一句名言：“分类不是为了不焚烧，而是为了好烧、少烧，世界上越是焚烧占比高的国家，越是分类做得好国家，基本上没有例外。”这又让一些人给他戴上了“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帽子。

学者身份使刘建国倾向于多维辩证式的思考，在他看来，垃圾分类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问题，涉及经济成本、法治水平、管理能力、硬件基础、国民教化等多方面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最值得探讨的是“方向对不对”以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执念于技术方案的比选。

刘建国收到了许多不同群体发的不同“帽子”，他对此感到啼笑皆非。“其根源还是在于各方之间的信任度太低，还有就是一些骗子的把戏被揭穿而恼羞成怒，一些滥竽充数的专家失去市场后造谣中伤。”他判断。信任的缺失，使得民众不愿相信政府或专家的话，而一些立场偏激的社会组织，举着“代表民众”的旗帜，站到了道德高地上，指责所有不迎合他们的观点的人。

站队和戴帽子最容易，因而很多事物演变极易被简化为“两股力量的斗争”，“分类派”和“焚烧派”的对立由此产生。而思考判别很难。刘建国认为，不妨从历史进程来看待垃圾处理方式的变革。

“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垃圾处理方式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关联。中国是垃圾处理在这些年里取得的成就，其实是结合每一时期的需求，走在了正确道路上。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的垃圾处理遥遥领先。” 刘建国提到，这些成就是当前垃圾分类取得成功的一个良好基础，为垃圾处理系统升级提供了可行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国垃圾处理基本实现了“仓廪实，衣食足”，才有条件去追求“知礼节、知荣辱”,也就是推行垃圾分类。”

我国快步迈过了集中处理的台阶，但也留下了争议的引子——迄今为止我国垃圾处理的成就，都是政府大包大揽的结果，民众没有参与，对此完全无感，基本上都是旁观者，旁观者最容易成为批评者。“邻避效应”由此而生，也需由此而解。全民参与就是要化旁观者为建设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一步迈出去很难，但非迈出不可，任何投机取巧都是“南辕北辙”。

刘建国分析：“长期以来，我国的再生资源回收依靠的是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拾荒队伍。由此，我们的资源回收率很高，也确实垃圾减量了。然而，这个环节的所有数据信息均不可知、不可控，它的高效率是建立在没有管理没有保护的前提下。包括环境污染、人体健康、从业人员安全隐患，都没有保护手段。”

他算了一笔账，需要处理的垃圾是价值最低的部分，而正是这一部分，从收集、运输到处理、监控，各个环节都有数据化的严格管控。反而是高价值的可回收废品，还停留在板车、三轮、作坊的时代。若抓住垃圾分类全废物、全系统、全链条推进的机会，将这一部分物质资源纳入统一监管，促使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为现代化的行业，“资源化”的目标就可以实现大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垃圾分类分出哪怕只有20%，也要比传统状况下分出的30%更有价值，更值得推崇。

“垃圾分类不是为了不焚烧。”刘建国在不同的地方多次总结，垃圾分类的目的主要在于三点，一是让居民通过参与垃圾分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让政府通过推动垃圾分类提升城乡精细化管理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从而提升社会文明水平;二是通过法规和制度建设让居民和企业对自己产生的垃圾负责，通过末端倒逼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促进绿色生产、绿色生活蔚然成风，逐步实现源头减量目标;三是以分类为牵引重构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让垃圾尽可能实现物尽其用，各得其所，进而节约原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核心的目标在文明。中国这么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社会文明水平没有跟上，需要有一个抓手来提升社会文明水平，垃圾分类很光荣地承担了抓手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垃圾分类实际上是分“人”，而不是分“垃圾”。

在刘建国的体系中，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演变，从来不是简单的二元争斗、此消彼长，而是在时间中不断生长、健全。垃圾分类如此，焚烧也是如此。

“所以，焚烧和分类的对立，是短暂的历史惯性，还是行业的误导?”刘建国向观众们提问。

大学教授与网红标签

垃圾分类领域，刘建国的火有目共睹。在2017年，他的几篇关于垃圾分类的文章几乎都点击过万、点赞过百;用手机写的“十问十答”系列，被一些地方部门做成科普小册子;早期人民日报就垃圾分类话题采访他的一篇报道，成为当年高考的阅读材料;演讲讨论完毕，经常碰到请求合影的粉丝;专业度和火热程度均被广泛认可，在行业里被戏称为“网红教授”。

对于“网红”的标签，一开始，刘建国是非常排斥的。作为一个以教书育人、科研报国为主业的高校科研人员，他主讲多门专业课程，主持多个国家项目，在固体废物多个细分领域有着长期研究经历很丰富研究成果，但在“网红”脸谱之后，这些层面的钻研仿佛一下被浅薄化了。

刘建国看重的正向反馈不太为大众所熟知。包括他呼吁的科学分类方法、容错性问题，被城市相关负责人在讲话中引用;关于行业的思考和观点，在一些国家决策及行业政策中得到体现;观点影响了行业的讨论重点，使错误的内容不至于蔓延成灾。这些事情能够让刘建国高兴起来，让他认为，自己还可以再多做一些，让现状更接近那条“正确的道路”。

去“跑男”之前，他甚至被十来岁的女儿不屑：“你好好一个大学教授去娱乐节目，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这也让他黯然神伤了一会儿。

“其实，做的越多，越是感觉到，这个比搞研究难多了。”研究工作讲求创新，要有新的东西出来;而垃圾分类的科普宣传，每次活动的受众有限，很多时候需要在不同地方，反反复复地说同一件事情，要把高度和系统跟不同群体的心理诉求结合起来，让小学生听懂、让记者理解、让大众接受。刘建国不断地在处女座的原则性和实际需要的灵活性之间找平衡。在第一次给小学生讲垃圾分类时，女儿便发现奥秘：“对你来说，难的东西讲起来简单，简单的东西讲起来难。”

在那一期“跑男”播出后，女儿班级同学开始垃圾分类，纷纷过来问道：“那真的是你爸爸吗?”女儿有些不好意思，给刘建国带回一个消息：“你现在还拥有一批儿童粉丝啦!”

这一期综艺的主要活动地点选在了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商场的餐厨垃圾清运现场等地，近距离参观垃圾卸料平台、垃圾吊控制室，体验厨余垃圾二次分拣、餐厨垃圾清运。刘建国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从专业角度与节目组进行互动。播出后，关于垃圾分类的专业讨论带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上亿的热度。这样的关注度，与此前的业内讨论相比，是几个数量级的放大。

刘建国尝试和网红标签和解。既然工作本身是要去塑造他人的正确意识、使其转化为行动，那么被更多人了解到便是增益。他想，自己在垃圾分类这一点上的工作不小心产生了放大效益，也未尝不是专业研究过程理念、方法、体系的集聚投射。工作中的一个高光切角，能让他人有所思有所得，那么，做被更多人关注的专业型网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完全理性，蜜汁乐观

2018年4月，刘建国在澎湃问吧上开个了主题为“推动垃圾分类难在哪儿”的问答版块，一年多过去，仍不断有人提问题。问题大多并不复杂，“请问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像日本那样的垃圾分类”、“请问家庭该如何执行垃圾分类?购买多个垃圾桶?分几类比较合适?”、“垃圾分类有没有国际统一的标准，法律法规依据?”之类，大多是关心垃圾分类的民众，从操作层面提出的疑问和感受。

每隔段时间，刘建国就集中回复一下新增提问，被常纪文调侃是“大炮打蚊子”。不过刘建国认为打向空气的高炮，没准能“人工影响天气”。问答中传来的关注度、求知欲，偶有充满生命力的奇思妙想，让他增加信心。

刘建国是一位难得的乐观专家，而这样的乐观决不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他断言垃圾分类不会在三五年内焕然一新，但并不令人失望。当前垃圾分类的基础条件均已具备，可谓水渐到渠渐成，从历史脉络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新台阶。他相信，垃圾分类本身一定是持久战，会随着社会各方面的不断进步，政府、企业、居民的更加尽责，而逐渐趋于完善。

“历史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我们想让它线性增长，但历史规律不是线性。只要方向没有错，起伏波动都是正常的。”

刘建国的读书喜好包含人文地理、自然社科、经济历史，在工具理性之外，更看重价值理性。因而他的乐观显得清醒又绵长，对民众抱有十足的信心。他怀着真诚走过去，去告诉他人自己的理解，也去了解他人的想法。作为70后的教授，在大学里和90、00后的年轻人在一起，听到他们的话语体系，不懂就问：“这句是什么意思?”他在微信里开“环境论评”公众号，在微博上关注《北京折叠》获雨果奖，在朋友圈里发表情包“只有颜低腿丑，才不敢穿秋裤”。

开放的心态，使自认为不沾潮流的刘建国，看起来又多了“时尚”和“萌”。对于所谓的新“形象”，刘建国已放弃争辩，从善如流。他想，在这个推广分类、废物管理的节骨眼上，行业特别需要一股劲，驱除寒气，把大家鼓动起来。

他愿意出一份力，同时，他也对大众的内驱动寄予厚望。他的期待如鲁迅先生所言：“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编辑：陈伟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