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网红黄小山：不懂哲学的律师不是一个好叛徒

在百度中搜索“黄小山”这个名字，出来的结果缤纷而混乱，他被一些人说成律师、北大高材生，又被另一些人说成环保专家、民意领袖，也有人灌水骂他骗子、叛徒。应该说，他是所有标签称号的辩证统一。

以“民间著名环保人士”的身份漂了五年，如今，黄小山被北控水务集团“收编”，担任品牌总监。在北控任职的黄小山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将以往鲜艳夸张的服饰换成了“上班可以穿的衬衫”。公司特例批准，快及肩的半长头发得以保留。他仍旧热衷于将问题进行形而上的归纳：“垃圾问题，其实是个哲学问题。”

黄小山的典型装扮：长发+粉色衬衣

从当年因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建设而一战成名；到应邀参观日本垃圾焚烧厂，转而自己动手搭建“绿房子”；再到入驻北控，认真地进入了环保产业，很多人认为黄小山“变了”，从居民立场抽走了身，尽管没有走向对立面，却是走到了居民们不太愿意理会的、不具名的江湖里。

黄小山不太在意外界评价，但他认为自己的主张从来没有变过。

邻避是一堂入门课程

2009年，黄小山住在阿苏卫附近的别墅区，听到将建垃圾焚烧厂的消息后，与居民一起举着“反建阿苏卫，保卫北京城”的标语，表达激烈的对抗情绪。个性鲜明、言辞利落的黄小山成了这次邻避运动的核心领袖。政府及时做出反应，派出北京市政市容委的多位负责人进行沟通。当时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王维平力挺垃圾焚烧，在网上被居民们戏称作“王焚烧”。

在一次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王维平和黄小山偶然结识，聊得意外的投机。接下来的5天，在王维平的办公室，两人每天谈到晚上11点。黄小山还将他请到自己的小区，把周围居民叫去，一起沟通。过后，王维平给政府提出一个建议，组织市民或者媒体到国外去看看，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焚烧技术。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黄小山成了受邀的反焚烧居民代表。

日本的垃圾焚烧厂让黄小山感到震撼。焚烧厂盖得像5A级写字楼，参观者进门要更换拖鞋，怕污染了的焚烧厂环境。第一次进焚烧厂的时候，王维平问黄小山，你来过焚烧厂吗？黄小山说，有生第一次。王维平又问：“那这几年来，你反对的是什么呢？”黄小山答：“我要是住在这个焚烧厂边上，肯定不反对。”

王维平与黄小山

日本之行让黄小山开始探究居民需要反对的是什么。虽然当时阿苏卫没能建起来，但黄小山的目的已经不是“不许在我们边上建”，而是想寻找一种最佳解决方法。

一个怪诞的常识

在参观日本一家垃圾焚烧厂时，黄小山故作老成地问道：“你们的渗滤液怎么处理？”那边的工作人员很震惊：“啥？”“渗滤液。”“我们是垃圾焚烧厂，怎么会有渗滤液？”工作人员的反问让黄小山的脸刷一下变红。日本垃圾焚烧厂的进料从不堆积发酵，都是当天送到当天进炉焚烧，环节紧凑顺畅，根本无需考虑垃圾渗滤液。而在中国，由于混合垃圾热值不够，必须经过发酵沥水才能进炉焚烧，渗滤液处理是不得已多出的一道工序，是垃圾焚烧工艺中的生硬外挂。

由此，黄小山开始警惕那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东西，提醒自己不要轻易被共识浸染渗透。

“在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处理设施是标配。我们还在探讨怎么做渗滤液收集池，用什么样的工艺处理它，浓缩液怎么办……这些分明是怪诞的，就像我们一直在讨论怎么在厨房灶台旁边建一个好看好用的马桶，还振振有词地介绍，有了这个马桶，厨师就可以一边拉屎一边炒菜了！”

两千多年前，东郭子问，道恶乎在？庄子给的答案是“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屎溺。”黄小山的垃圾哲学亦是常以屎溺作比，令人哄然失笑，却是有理有据。

从日本回来后，黄小山进入了一种亢奋的精神状态。他从二噁英等末端排放问题中跳脱出来，用文科生的思维看待这个重要又拧巴的垃圾处理难题。

垃圾不分类  坚决不焚烧

“回来后看了很多书，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都是哲学书。那几年看的书比我大学四年看的都多。当时觉得自己可以从逻辑上把问题理顺了，大彻大悟地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文科生黄小山的分析结果是，国内垃圾处理逻辑混乱不清，导致后续环节难以进行。“垃圾是谁创造的？是老百姓。老百姓产生了垃圾，对城市造成了污染，应当为扔垃圾的行为付费。然后下面环节才好进行。垃圾的分类以及减量化，填埋还是焚烧，这些问题才能够继续讨论。”

因而黄小山最讨厌的观点便是“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提到这句几成共识的口号，黄小山就忿忿不已：“垃圾就是垃圾，最多算是放错地方的废物。什么都是资源，那屎也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啦？！”他认为，这句口号让垃圾处理的整个逻辑都乱了。垃圾成了资源，那民众扔垃圾就成了输出资源了，还怎么让污染者承担污染责任，怎么配合垃圾分类？ “垃圾围城不单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也是百姓必须面对的问题。政府大包大揽的态度让民众对于扔垃圾不再有愧疚之心，反而增长了占小便宜的心理。”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作为城市基建设施，垃圾焚烧厂为什么要由逐利性质的企业建设运营？项目质量本应是政府信用级别，降为企业信用，垃圾处理成本单价一降再降，民众恐慌的产生便是再自然不过的应激反应。在这些先决条件下，政府要求国内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标准与欧盟、与日本相同，国外几百美元处理的垃圾，要求国内20元人民币达到同样效果，仔细想来便觉匪夷所思。

“都是政府被民意绑架的结果。”黄小山总结道。民众反抗情绪高涨，就用坚决承诺的态度让其放心，好让焚烧项目一口气通过环评，如期上马。

“在不考虑背景条件的前提下，盲目向国际标准靠拢是危险的。三聚氰胺奶粉就是这么产生的，国内奶粉标准规定蛋白质含量要高于国际标准1-2个百分点，企业为了产品达标怎么办？加了三聚氰胺就提高蛋白质检测数值了。这多可怕。”

在黄小山看来，生活垃圾无疑需要居民付费，自觉分类并减量，收取的费用补贴垃圾项目财政，由政府建设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稳定后可以考虑委托给企业运营。这样，逻辑便理顺了。

而在距离理想体系十万里地的现实中，黄小山认为，切口在于垃圾分类。垃圾一旦经过分类，是焚烧、填埋还是回收都好商量，垃圾山与二噁英的问题也就都到了可控的范围内；垃圾分类切实推开后，达到最终模式剩下的路程也便有迹可循了。思考良久，黄小山亮出“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的态度。

绿房子与垃圾分类实践

那段时间的黄小山思维活跃，精力无穷，保有北大人的理想化特质，相信完美的垃圾处理模式终将会实现。他不介意将革命理想分步骤实施，先从不那么有吸引力的细枝末节做起。

黄小山时常提起在日本看到垃圾分类时的惊奇体验：垃圾袋需要高价购买，其他品种的塑料袋一律无效；每个家庭有垃圾日历，定时定点扔特定种类的垃圾；道路上找不到垃圾桶，揣着一个香蕉皮需要回到家里才能扔掉。黄小山向往这样秩序成果，但也不期待能够一夜之间达到，而是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搞不好垃圾分类，就先做分类垃圾。”

他解释这两个颠来倒去的名词：“第一责任人，也就是居民，自发进行分类，才叫垃圾分类。都放一起扔了，混在一起后再分拣开，那是分类垃圾。”他退而求其次，构想在社区中搭建一所“绿房子”，通过对社区垃圾的分拣、脱水，实现垃圾的预处理，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的新模式，并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推广。

“从明天起，做一个特二的人，关心剩饭、剩菜和垃圾袋。我有一所房子，绿色的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时的黄小山在微博上这么介绍自己。

绿房子很快搭建了起来。简单来说，就是在社区内的一个垃圾分类站。把居民从家里带出来的垃圾进行二次分类，把可回收的分出来卖掉。同时把干湿垃圾分开，湿的厨余垃圾脱水、打碎，最后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的垃圾进入北京市垃圾运输系统，去往填埋场和焚烧厂。经过“绿房子”处理以后，进入运输系统的垃圾会大大减量。黄小山想象，如果北京的小区里都是“绿房子”，那么垃圾运输车可以直接跟所有“绿房子”对接，将民众的垃圾分类门槛降到最低。

“在老百姓不能去做垃圾分类之前，我先来做。”绿房子的构想中包含了黄小山心里一抹难以言说的英雄主义。而这个看似颇具可操作性的分类方案在实施中也是困境不断：绿房子玻璃被砸过几次，常有小区居民当面指着黄小山的鼻子骂，甚至定制的垃圾桶都被偷过。试点一年，绿房子踉跄前行，却积累了大量小区生活垃圾的真切数据，垃圾袋数、厨余总量、残渣总量、脱水总量……一回，柴静来到绿房子，问黄小山：“绿房子的造型像什么？”黄小山脱口而出：“像教堂。”柴静顿时流泪，黄小山一看，也跟着哭了。

绿房子中的垃圾分选

绿房子试点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与数据素材，在这一点上，绿房子达到了预期目标。而从推进、落地到运转的过程，让黄小山的理想化逐渐颓然。在此过程中，政府给予了大量支持，而黄小山心中的“第一责任人”——居民，却表现麻木。 “那个试点小区还是别墅区，里面都是社会上的高精尖人才，照样觉得这个事情烦，照样指着我骂。”

试点经验让黄小山了解到了民众生活惯性的巨大，他得出结论：垃圾分类在中国50年内无解。

环保斗士的又一重修炼

黄小山常被一些媒体称作“环保斗士”，不仅因为他颇具侵略性的外型、言谈，还兼有热烈而持续的探究精神。尽管他认定自己将会是“烈士”，看不到天下大同的一天，但仍想做些什么去推动下。

绿房子过后，黄小山有些受伤，却也没有裹足不前。他脑子里的“垃圾哲学”还在翻滚呼啸，关于落地的举措也开始迭代更新。在绿房子试点后，一些企业、机构找到黄小山谈合作，而这时他开始思考绿房子还未展现出的内在价值。“那时候，我忽然意识到，绿房子特别适合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至于怎么结合才能最大发挥效益，当时脑子里的规划还没有完全清晰，所以拒绝了一些合作意向。”

现在的“黄小山式垃圾哲学”骨架没变，但更加圆融。再看邻避运动，黄小山的态度愈更加清楚直白：“邻避根本不是环保意识层面的问题，也不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更不是法治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心理层面问题。谁愿意与垃圾场为邻？谁愿意与火葬场、停尸房、公共厕所为邻？但这些公共设施对社会来说又是刚需，总有少数倒霉人要做出牺牲。但谁也没有权力强制地让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撮人，为所谓的公共利益做出心甘情愿的牺牲。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经济补偿，用经济利益来抚平心灵的创伤。”

去年，黄小山接到北控水务抛出的橄榄枝，有些惊喜地加入了北控，还专门在第一天上班时候系了一条大红色的领带。这些年持续关注垃圾问题，让黄小山意识到，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靠灵感和理想就能解决的小事。加入北控后，原先自由飘忽的理念有了落地的抓手，也便有了利用企业行为层面践行理想的可能。

独行快，众行远。再次出发的黄小山会走到哪儿，仍值得期待。

编辑：成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