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朱琦：武汉疫情下市容环境卫生保障及应急处置策略

8月10日，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朱琦在2020(第八届)上海固废热点论坛上结合自己在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分享了对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市容环境卫生保障及应急处置的思考，以及涉疫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

陈朱琦

陈朱琦表示，市容环境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新冠病毒高传染性和高生存能力，首先要做好阻隔病毒传播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要保障在疫情期间所有的市容环境、卫生、处理设施正常运转，能够起到城市环境卫生的兜底作用。

新冠疫情下的武汉

新冠疫情下垃圾具体划分

新冠病毒具有高传染性与高生存力，传播途径涉及市容环境卫生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定点医院与隔离点产生大量涉疫生活垃圾，势必导致武汉待处理的医疗垃圾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陈朱琦表示，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实际处理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爆发初期;第二阶段：医疗设施的增加引起医疗废物爆炸性增长。3月1日每日实际处理量峰值为291吨，是1月23日常规处理量50吨的近6倍;第三阶段：由于大量防护器材消耗，医疗废物实际处理量仍高于疫情爆发前。

处理设施建设规模同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医疗废物的处理负荷率为93.71%，非常接近满负荷处理条件;第二阶段：处理设施的建设规模从1月23日的50吨/天显著提高到4月24日的280.1吨/天。第三阶段：处理设施建设规模得到扩大，截至2020年4月24日处理负荷率仅为36.88%。

武汉涉疫垃圾的管理策略

陈朱琦表示，武汉市对于医疗废物在不同阶段的处置策略为：1、对于居住区产生的医疗废物，整个疫情期间都是通过收集转运到集中式处置设施进行最终处理，必要时实施跨区域协同处置方案;2、对于相关医院及隔离点产生的医疗废物，在疫情初期也是送到现有的集中处置设施进行处理;3、疫情中后期，主要的医院和隔离点都配备了后备处置设施(包括就地处置设施和移动设施)，基本上可以满足“自产自清”，少量外送降低运输途中风险。

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策略

武汉在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主要分为当地处置和异地处置。大部分医疗废物都由当地进行处置，避免二次污染。当地处置主要由固定设施、改建设施、协同处置设施、移动设施来完成。

1、当地处置

固定设施在武汉医废应急处置中起主导作用。截止到4月23日，武汉固定设施医废处理能力为120 t/d，占总处理能力的42.84%，整个疫情期间，固定设施几乎都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

改建设施的处理能力为15 t/d，截止到3月5日，累计处理医疗废物356.72 t。

协同处置设施处理能力为100 t/d，疫情期间，医废的协同处理总量达5806.4 t，占总量的46.09%，显著提高现有处理设施对医废的处理能力。

截止到3月21日，移动设施共34个，医废处理能力共75.6 t/d，只有部分始终投入使用(10/34)，实际处理能力为23.1 t/d。移动设施使用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有：稳定性差、实际处理效率不高、二次污染问题(烟气、飞灰等)难以防范、对运输过程防泄漏要求高。

2、异地处置

还有一部分是异地处理，武汉在疫情高峰期时，医废的处理能力远远达不到要求，以咸宁为主，在黄石、襄阳、咸宁三个地方，通过他们的医废中心帮武汉缓解压力。但在3月5日之后，整个武汉市就没有异地处理了。

在武汉疫情高峰期，医疗废物日产量接近当地处理设施容纳极限时，将医疗废物运往周边三个城市：襄阳、黄石、咸宁进行处置，武汉累计异地医废处理量达330.3 t，占总量的2.62%;但集中在爆发前中期，具有重要意义。

收集、贮存和运输应急策略

武汉医疗废物贮存量在2月25日达到峰值192吨。当地行政部门迅速增加紧急存放点17个，医疗废物储存容量提升至1118.6吨，运输车辆通过紧急调度短时间内从24辆增加至82辆，结果证实满足武汉疫情期间的日常管理运行需求。

总体策略和路线

疫情期间，在所有处置设施中，固定设施和协同处置设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协同处置设施对医废的处理量虽然不能超过总处理量的5%，但能使医废的总处理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对焚烧厂的操作管理要求也很高;应急状态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符合条件的危险废物焚烧炉、生活垃圾焚烧炉和其他工业窑炉改建或协同处置医疗废物，移动设施在实际应用中面临很多问题，仍需进一步优化，具有重大潜力。

武汉市当地医废处理量占总量的97.38%，异地处理量虽然占比不大，但在疫情爆发的高峰期对缓解当地医废处置危机起关键作用。

市容环境卫生应急管理的标准建设

陈朱琦认为，标准可指导和规范全国环卫行业在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做好应急处置防控工作，确保环卫作业人员身体健康。在标准先行的基础上，市容环境卫生保障及应急处置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各方协调展开。

由陈朱琦、邱婷婷、黄慧、余毅等人，在《环境卫生工程》杂志上，共同梳理了43个现行市容环境卫生工程建设标准和17个在编、在审、已报批的市容环境卫生工程建设标准，将其中所有涉及到应急处置条文的标准都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梳理，具体可参考该杂志第28卷2期。

最后，陈朱琦提出了4点建议：1、疫情期间武汉医疗废物，涉疫垃圾和生活垃圾的收、转、运和终端处置，收获大量经验，也暴露出设施建设和管理机制的不完善;2、国家顶层设计目标明确：健全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推动现有处置能力扩能提质，补齐处置能力缺口，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废物处置体系;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部分关键科学参数如涉疫生活垃圾人均产量，生活垃圾产生波动量，组成变化等有待进一步研究。科学研究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4、基于法律法规的标准化建设意义重大，包括对公共卫生事件划分级别的规定，统筹实施，科学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提升标准化工作的战略定位，实现具有可操作性的分级和分区管理模式。

编辑：陈伟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