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16 17:02
来源:E20环境平台
作者:陈丹丹
二十年来,全国每年在垃圾分类上所投入的财政资金,不低于百亿元,但却收效甚微。
对此,12月12日,在由中国建设报、中国城科会中小城市分会主办的“第二届新型城镇化暨中小城市发展大会”上,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的现状就像“盲人骑瞎马,走到哪儿算哪儿”。
‘底数不清’
“中国其实是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国家。”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王维平说,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众多城市已经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1993年,北京率先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被列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据了解,20多年来,全国每年在垃圾分类上投入的资金,不少于百亿元,然却收效甚微。以北京为例。仅2011年北京市内30%的小区,在垃圾分类方面,财政投入即达4亿元,而垃圾的实际收取量却不足产生量的10%,垃圾分类处境“尴尬”。
徐海云对此认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是一项烦琐的、长期的、也需要一定投入的持续工程,我国现有的投资体制,尚不利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开展。
首先,目前,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每个城市对垃圾分类都说不清楚。比如,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每年收多少,缺乏有效统计。北京市和广州市虽有这方面的调查数据,但还缺少废品具体种类的数据。
其次,现实情况认识不清。目前每个城市都需要了解现实的分类状况,差距在哪里,其次再是确定具体目标。
最后,对发达国家垃圾分类的真实情况,没有搞清楚,而常常听一些传说,这些传说经过几次传说以后,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徐海云指出,其实,我们国家垃圾分类资源化水平比任何国家都要高,已经不能再高了,提再高的目标,就可能搞不下去,必然面临失败。例如,欧盟今年易拉罐回收率争取达到75%,2020年达到80%,相比我们国家是多少,肯定是接近100%,可惜没有统计数据。
‘形式主义’流行
“近年来,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垃圾分类,都表现出很大的重视。无论是长安街,还是北京西站,分类垃圾桶摆放的密度,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徐海云认为,其实这是在搞形式主义,并没有做到实事求是。
“我们要实事求是的弄清楚现在的状况,如果即不清楚起点,也没有具体目标,更没有实现目标的手段,只是盲目的放一些垃圾桶,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垃圾。”徐海云指出,对于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应采取定点定时收集的策略。两个贴着不同标签的垃圾桶放一起,几乎起不到将资源拿出来的效果,应将它们拉开几米、几十米甚至几百米,最后实行定点定时收集,才算真正的垃圾分类。
“从微观的视角来看,社区是最重要的垃圾分类节点,”北京环卫集团副总经理罗伟建议,为保障垃圾,从源头开始,正确分类,应由保洁人员、垃圾分类的指导员、收废品人员、把垃圾清运到垃圾楼的清运人员以及搞分类人员,五支队伍,协同起来。
垃圾分类 一项实实在在的经济行为
垃圾分类以及资源化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动,不是口号,也不是觉悟。
徐海云提到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垃圾桶内的值钱的可回收垃圾都会被捡走。他表示,我国有近600万的城市“拾荒者”,实际上在从事着二次分拣和废品回收的分类收集活动。在此情形下,可考虑将可回收垃圾与废品回收直接对接,以促进垃圾回收。
2011年,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有约17万拾荒者,主要来自四川、河南等地。这些人通过翻垃圾筒、在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厂,对垃圾进行分选。 2014年,北京市的垃圾产生量,即进垃圾处理厂过磅的量大约是700万吨,而通过这17万拾荒者,分拣、挑选,运动到外地的玻璃、金属、塑料纸、胶皮等垃圾800万吨。“而如果没有这些拾荒者,北京进垃圾处理厂的垃圾就有1500万吨”王维平说道。
垃圾分类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不是一种公益活动。徐海云指出,应将从事垃圾回收利用的“拾荒者”收编,为他们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和收入条件,可实现低成本的垃圾分类,并提高回收利用率。E20环境平台首席合伙人、E20研究院院长傅涛也曾表示,垃圾分类不应是一种志愿者的义务劳动,政府可用经济手段刺激和控制,将大大提高垃圾分类收集的积极性。
编辑: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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