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 广州 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小区居民和厂址所在的会江村村民一行数百人集体前往广州市政府上访。
2009年10月 吴江 反垃圾焚烧厂投产，江苏吴江万人街头抗议。
2009年8月 北京 北京发生群体性抗争活动，一些群众自发组织车队或在论坛发贴反对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
2009年5月 深圳 深圳数百居民聚集工地反对建设白鸽湖垃圾焚烧项目。
2009年4月 上海 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厂周边敏感地区居民在垃圾厂门口抗议并悬挂标语，称“团结起来，为生存环境不被恶化而抗争”。
2009年4月 郑州 垃圾厂周围居民拦路堵截垃圾车，迫使处理厂运转失灵，35米长的垃圾堆堆在路上。
2009年3月 北京 北京朝阳区上千民众发起请愿活动，反对在高安屯垃圾掩埋场再兴建垃圾焚烧厂。
2009年2月 南京 五千多居民联名反对建设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项目。随后，几名市民将江苏省环保厅告上法庭。
2008年6月 武汉 陈家冲垃圾处理厂被附近居民封堵，汉口的部分垃圾被迫绕道白沙洲大桥，运往130公里外的江夏区二妃山垃圾场填埋。因为路途遥远，一些垃圾无法及时清运。
2007年6月 北京 六里屯垃圾发电厂受到了强大的民意阻力而被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紧急叫停。
从以上统计不难看出，这些垃圾处理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主要的发生地点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型核心城市。之所以在这些核心城市集中爆发，因为在这些地区，垃圾处理设施水平提高的步伐跟不上公众要求提高的脚步。一方面是这些超大型城市的面积不断扩大，使得一些原本位于城郊的垃圾处理场逐渐被包围到城市内部，周边的居住人口密度持续增长，加速和加剧了环境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民众的环境意识在快速提高，不论是居住在城郊高档小区的富裕阶层，还是普通工薪阶层和当地村民，在媒体的大量宣传影响下，对环境质量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对污染源的容忍度变得更低，也更倾向于把自己所居住的环境与国外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频频出现的垃圾处理事件已经给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舆论压力，臭气、垃圾焚烧的二恶英、填埋场的渗滤液等诸多问题成为公众非常关注和敏感的焦点问题。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协调和平复各方利益与不满的扯皮之中，进而陷入一种“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境地，即使已经疲于应付，却还是难以做到让公众满意。垃圾处理企业同样承受着沉重的社会压力，其正常运营、稳定发展都面临巨大的风险。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依然处在持续上升的阶段，从而导致国内很多垃圾处理厂超负荷运转、新的垃圾填埋场选址越来越难，再加上垃圾后期治理措施的不到位，垃圾处理危机很有可能在更多城市蔓延，并且有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安全性事故。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垃圾处理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二、促成危机爆发的各种社会因素
垃圾危机的爆发处理技术和管理的因素之外，有深刻的社会成因。
1、城市化因素
城市垃圾是城市化发展的产物，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和城市化模式，必然伴随不同形式的垃圾问题。中国的核心城市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同时中国的核心城市基本承袭了“摊大饼”式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些因素造成垃圾数量的激增，同时也让垃圾处理场在城乡结合部原本的立足点难以为继，超大规模的城市加大了垃圾运输的半径，增加了垃圾产生量和成分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垃圾处理的难度和成本。同时超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打破了城市与农业共生的生态体系，也直接制约了垃圾综合利用的减量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城市垃圾作为地方人民政府的主要公共服务职能，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之下，仅凭地方政府的财政力量已经难以满足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对垃圾处理方面的资金需求。以2008年为例，当年全国垃圾处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仅为50.6亿元，甚至比2004年下降了4.5%，其在市容环境卫生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降至22.8%，创下8年来的新低。
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同样数量不足，而且不稳定，难以满足城市垃圾发展的需要。在《预算法》限制之下，城市政府在设施建设上也没有适当的融资工具，而其又是城市垃圾处理业的投资主导，于是每年垃圾处理方面的投资资金捉襟见肘，要想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满足公众对垃圾处理的环境要求其难度可想而知。
2、工业化因素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量难于处理甚至有害的废物进入城市垃圾，使垃圾成分变得愈加复杂。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塑料制品等各种工业品充斥生活的每个角落，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而这些物品又恰恰是最难以降解和有害环境的垃圾来源。此外，工业化发展带来人们饮食习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使生活垃圾中水分高、热值低、难于回收利用的厨余果皮垃圾含量也随之增加，进一步增加了垃圾的产生量和处理难度。
3、资源化因素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是城市垃圾管理的重要原则。其中减量化、无害化是城市得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因此是一种政府应尽的责任，在中国这一职能长期以来一直是城市环卫工作的核心。资源化则是在减量化、无害化的基础和前提下，对垃圾处理工作更高的要求。现阶段，国家的发展战略正在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转型，垃圾的资源化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
在国家的经济水平尚未非常发达的背景下，在政府的垃圾无害化责任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资源化以战略的姿态过早地进入垃圾处理领域，使垃圾作为资源的价值被夸大，资源化的局部不经济性被忽略，造成了无害化这一基础性的管理原则的弱化，造成了垃圾处理技术路线选择上的无所适从以及产业政策规划上的混乱。
4、社会意识因素
事实上，由于处理手段和环境意识的落后，很多农村地区的垃圾处理方式对环境的危害远远大于城市，但在这些地区并未因此而出现群体性抗议事件。事件的爆发和舆论的压力之所以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尽管其垃圾处理技术远比农村先进、环境危害也更小，正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居民公共环境利益自我维护意识的加强，造成现实与预期的差距加大。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进步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各大核心城市的居民，其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人生阅历和眼界，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在总体上无疑要高于国内二、三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由此产生了更高的环保预期，当实际的垃圾处理水平难以满足这种预期时，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便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同时，土地和房产价格的推高，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对环境价值的预期。“邻避”效应更加显著，公众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建垃圾场。垃圾场的存在难免会给周边居民带来生活、心理甚至荣誉等诸多负面影响，即便垃圾场没有污染，同样会由于“邻避”效应而遭到反对之声。如何正确处理这种居民个人心理和社会生态大环境之间的不和谐，已经成为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之一。
5、市场化因素
总体而言，市场化改革为垃圾处理领域带来了很多益处，提高了运营效率，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了服务质量，促进了政企分离等等。因此，不应否定市场化改革在垃圾处理上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市场引入竞争主体的过程中引发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定位错误，某些地方政府在把垃圾处理工作简单委托给企业后，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垃圾处理无害化责任被抛给了企业，而这显然是政府对其公共服务职责有意无意的弱化甚至是失职。
当以上提到的多种社会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垃圾处理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尽管其中还包藏着不少棘手而复杂的困难，但危机的来临，也为城市垃圾行业提供了正视和解决问题的契机。
把种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因素归结起来，垃圾处理危机发生的原因实际上是社会综合因素的系统性爆发。这并不代表先前在垃圾处理和管理方面的发展模式是全盘错误的，在很多中小城市，这种发展模式依然是适用而有效的。但是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大城市的扩张速度太快，使得城市垃圾处理业的规划、建设、管理等公共服务运营体制渐渐与城市化发展模式出现了不匹配，越是在核心城市，这一矛盾就更加突出。因此发展模式是城市垃圾问题的主因，而工业化进一步加剧了矛盾，资源化干扰了垃圾处理无害化的路线选择，社会意识的进步又放大了这种不协调产生的问题。
编辑：刘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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