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吴江、番禺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遇争议，作为垃圾处理方式之一的焚烧方式成为了一个公众话题，许多媒体加入论证的行列。从目前的舆论来看，某些宣传报道处于无序和猎奇的状态。政府如果不能采取措施向公众传达一种正确的声音，必然会使问题向顽疾的方向越走越远。
从目前垃圾焚烧处理问题引起的公众争议来看，二噁英、臭气、房价是三个焦点。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是不是主要排放源，其危害程度如何，发达国家是否已经限制垃圾焚烧的发展，垃圾焚烧是不是落后的工艺？各种垃圾处理方式，如填埋场是否比焚烧厂更先进？这些问题需要给公众专业的回答，而且是真正的专家来回答。11月12日，中国固废网记者就这些焦点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所所长聂永丰。
垃圾焚烧阻力重重 它山之石可以借鉴
说到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有许多具体利益牵涉到里面，比如房地产开发商、购房业主，各地政府能否通过城市规划层面的提高，避免出现类似番禺这样的问题？
对此，聂永丰教授说，目前这方面还缺乏很明确的法律法规，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对土地利用各有考虑，不给批还不行，因为没有什么法规说已经批了垃圾焚烧项目，周围的土地就不能被批建住宅小区等建筑。所以，可能操作起来是有一些难度，这方面的法规还有待完善。垃圾焚烧项目对于周边居民的影响，我们要认识到，但是过度的喧哗实际上是没必要的，包括对房地产商房价的影响，这也不是它独家的事。地方政府在考虑建设垃圾焚烧项目时，会考虑多方面的情况。
聂永丰坦诚地说，“我觉得必须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都讲清楚。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影响除环境和健康外，还必须考虑在心理、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现代化的大型垃圾焚烧厂可以做到避免臭气释放外溢，二噁英排放浓度降低到0.1 ng TEQ/Nm3以下，但是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恶名’却往往会在群众心理上有影响，因此从项目开始就需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加强互动、沟通和了解。焚烧厂的建设最主要的是应该为当地居民带来方便和利益，而不是增加他们的担心。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像在国外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谈及国外垃圾焚烧情况，聂永丰对中国固废网记者介绍，早期的一些焚烧炉有一些确实是有问题的，在二噁英问题提出后，西欧从1987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垃圾焚烧厂的数量是在减少，但是到了1994年之后，又一直在增加。在此期间所关闭的焚烧厂，主要是一些技术落后、燃烧不完全、尾气处理不完善的小型焚烧厂，当然也包括一些规模较大一点但经技术改造后还达不到标准的焚烧厂。虽然西欧垃圾焚烧厂数量有变化，从总量上来说，小的焚烧炉是减少了一些，但是焚烧厂的平均处理规模和垃圾焚烧总的量是增加的。他列举了几个数字：在1993年时，欧洲的垃圾焚烧炉是415个，1997年变成275个，中间有所减少；但是1997年之后一直在增加，到现在又到了400多个。目前垃圾焚烧厂的数量与1993年大体相当，但处理处理规模增加，不能光从焚烧厂的数量上来看。
各国采用垃圾焚烧情况也不同。日本在1997年以后也关过一批小型垃圾焚烧厂，应该关闭了近千个左右，主要是小型焚烧炉。日本的问题是在1997年爆发的，主要是非正式运行的小型焚烧炉，也有一批大的焚烧炉比如日处理200-300吨的，水平不行，也有关的。但是，日本的垃圾焚烧规模一直在扩大，单个厂规模在扩大，总量还没有变。
对于我国来说，也不能总是想着我们国家大，土地多，不用建垃圾焚烧厂；或者说建设高楼好，建设垃圾焚烧厂不好。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环境卫生专家徐海云也曾在由中国固废网和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固废高级沙龙”上表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具有占地小、处理时间短、减量化显著（减重一般达70%，减容一般达90%），无害化较彻底以及可回收垃圾焚烧余热等优点。至于大众关心的“二噁英”问题，以及臭气问题，现代的技术手段已经能够解决，无论是欧美和日本，还是东亚地区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有很好的实践。对于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和建设目前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就是夸大了其危害性，忽略了其与卫生填埋相比污染物排放大幅度削减的作用。他列举了英国一些大学决策学教材的案例故事：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过两个重大的决策失误。一个是否决将电力引进千家万户。当时许多人认为普及用电，就等于给每个英国人（包括小孩和坏人）都发了一把枪。另一个是否决将煤气引进千家万户。当议会辩论时，那些反对者认为只要有一个不想活的坏人，去把这个巨大的“炸药包”（煤气）点燃，两千多年的伦敦古城就将毁于一旦。
这里并不是要把垃圾焚烧发电与核电相比，只想说明对于垃圾处理要全面客观分析，要从现实出发。我们要容忍和吸取类似绿色和平组织提出的观点和意见，但政府决策部门不能变成绿色和平组织。世界上有反垃圾焚烧协会，他们反对一切焚烧，因为焚烧就有可能产生“二噁英”类物质。有些人提出“零”废物或将全部生活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垃圾全部资源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现在就实施，那就好比实施“乌托邦”社会，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垃圾焚烧：技术和工程存在差别 条件具备可达欧盟排放标准
那么，我国国内推行垃圾焚烧是因为国外厂商进军中国，把外国淘汰的设备等进口到中国来吗？聂永丰说，这不是主要原因。焚烧设备里有需要淘汰的东西，一些小型的落后设备等。但是，垃圾焚烧有好有坏，项目有大有小，不能说否定焚烧，认为它是落后淘汰技术。现在我们国内垃圾焚烧方面是先进和落后并存的。
具体到机械炉排炉这种技术，聂永丰评价道“成熟、可靠”。跟其他垃圾处理技术比它是先进的，当然，单纯从技术先进性上来说，可能硫化床在燃烧方面比它先进。但是，用到工程上，机械炉排炉应该说是先进、成熟、可靠，没有问题，要知道技术和工程不是完全一致的。
据记者了解，国外在将垃圾焚烧之前是经过分类的，那么，我国垃圾性质现状对于焚烧是否会有不良影响？ 聂永丰认为，这个看法有部分道理。但是，我国的垃圾和国外的有所不同，是废品回收以后的叫生活垃圾；国外的生活垃圾则包括废品，所以它要分类回收；把废品挑出去以后，对资源化和垃圾的减量化有一定的效果。现在我国基本上在家庭和社区层面，已经把该回收的废品回收了。所以，这一部分如果再搞像国外那种分类，对垃圾的资源化和减量化贡献不会太突出，并且推行比较难——国内许多城市分类收集试点的实践说明了这个问题。
但是，这不等于我们现在不要做分类回收，聂永丰说，我国生活垃圾的特点是有机质和水分的含量很高（约60％），导致垃圾热值较低，以及收运和处理过程产生臭味和渗滤液，污染环境。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垃圾里厨余垃圾含量太大，这是因为垃圾里的废品除掉以后，没有把厨余分离出去。虽然垃圾里的塑料袋、废纸等可燃物质增加了，像北京地区，达到90%多，但是热值没有很明显的增加，原因就是水分含量太高。如果垃圾分类能把厨余去掉，那么对提高热值肯定是有一定效果的。当然目前在垃圾焚烧处理工艺上，可以通过在垃圾储坑延长堆放时间，因生物发酵作用把垃圾里的水分减少，使进炉垃圾的热值提高200大卡左右，但是这又带来垃圾渗滤液处理的问题。
垃圾分类，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改进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角度出发，实行将垃圾分干、湿两类分类收集，即把厨余垃圾单独收集，那不仅对焚烧，对填埋、堆肥或通过分选进一步回收废品都有很大的好处。这是由于干垃圾较易通过机械分选得到分离，同时工作场所的环境条件也能得到很大改善。有条件的地方如能把有毒有害的垃圾单独收集，那就更好了。我国的废品回收是出于资源目的、经济目的的回收，不是西方那种环保目的的回收，这里面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垃圾应该回收，但由于价值比较低就没有被回收。也应该值得改进。
以我国目前这种垃圾性质的现状进行焚烧，如果能够控制好，二噁英的排放是能够达到欧盟标准的。要实现按欧盟标准排放，需要多方面条件保障：首先是设备能不能达到要求，其次是垃圾处理费是否到位，第三是企业是否做到不偷工减料，第四还需要政府的严格监管，等等。实际上，这是需要从很多方面考虑的问题。
正确认识垃圾焚烧与二噁英的关系
有人说，中国很多垃圾电厂二噁英排放远高于欧盟标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聂永丰介绍，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焚烧厂建设的二恶英排放控制标准，除大城市焚烧炉要求按欧盟标准外，大多数地方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设计标准进行的，也就是说1纳克这个底线。当然，采用技术政策推荐的焚烧炉型和按国家标准配置的烟气处理工艺系统从技术上说它可以达到欧盟标准，但是由于处理费或者其他原因，它不愿意按照欧盟标准。当时建设时的国家标准是1纳克，那么，整个处理费用的支付也就是按照这个标准。这些垃圾焚烧厂一般会按国家标准的一半排放，他们会认为，我只要比国家标准好就可以了。如果再对他们提出更严格的要求，那可能下一步他们就会提垃圾处理费的问题了。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企业，在建设时投入资金比较悭吝，因为目前的垃圾焚烧市场还有些混乱，需要进一步规范，需要一个合理价格：既不能让建设商和运营商赚太多，也不能让它运营不下去，要寻找一个达到标准时的合理价格，需要一个平衡点。
这是早期建设的情况，一般是按照1纳克的国家标准。从2006年后，按86号文件要求按照欧盟标准的0.1纳克来要求的。
中国固废网网友们现在也在对垃圾焚烧问题展开讨论，他们的疑惑之一是，垃圾焚烧必然会产生二噁英，二噁英排放虽然达到欧盟标准，但因为二噁英很难自然降解，日积月累会对当地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吗？
聂永丰说：“我觉得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表明大家这一段时间，对二噁英的认识有进步。”二噁英进入人体，导致在人体内积累从而影响健康的途径，是由二噁英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决定的：二噁英不溶于水，溶于脂肪，易附着在土壤上，在环境中难以自然降解。排入大气的二噁英在大气中扩散过程中，通过干沉积和湿沉积不断沉积到地面，并由土壤等进入食物链。目前在国际上形成的共识是：人体摄入的二噁英，通过空气吸入和皮肤吸附进入人体的量有1%-10%，多数情况下1%-2%是通过空气吸入的，90%－98％以上则是通过食物进入人体的。二噁英是累积性的，对人体的影响有其特点：它造成的主要影响是长期的、小剂量的，进入人体主要是通过食物，而不是空气。
对于垃圾焚烧项目，其所排放二噁英时间长但浓度低、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考虑长期的日积月累过程会产生的影响。从环境质量的角度来说，实际上主要是要看土壤，因为土壤里的二噁英浓度是空气里面沉积下来的。有的焚烧厂可能不按规矩办事，有的则可能运作比较规范，不管他们排放多少二噁英在空气里面，最终会体现在厂体周围的土壤里二噁英的浓度增加多少：每年监测一次就能看出来，要监测土壤不同的部位。
聂永丰介绍，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推荐的人类长期日均安全二噁英摄入量，是每日每公斤体重1-4个匹克，不能比4个匹克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摄入基本上都在1匹克左右，有的国家还高一点。
削减生活垃圾污染应该是首要考虑问题
在说到垃圾处理方式的发展趋势时，聂永丰认为，不管焚烧也好，填埋也好，任何一种技术都有优、缺点。所有的垃圾处理方式，都是为了解决垃圾所带来的污染问题，为了减少垃圾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每一种方式，从堆放，到焚烧，都是在进步，随着技术的进步，各种处理方式的“副作用”是越来越小，不是越来越大。关于垃圾处理，现在也没有什么技术和做法是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现在比较的是一种方式带来的利益大，还是弊端大。要知道，现在每家每户使用的煤气还存在爆炸风险呢。
徐海云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转，首先是卫生的需要，垃圾处理的过程要安全可靠，处理的结果要满足环保要求，处理的成本要与支付能力相适应，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又相互关联。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如同其它环卫设施一样（如公共厕所、垃圾收运设施），大家都需要但都不愿意放在自己家附近。正确认识NIMBY（not in my back yard，英文不要放在我家的后院的缩写）就非常重要。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矛盾，需要理性、需要实事求是、更需要民主。这里的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要有关的公众全部参与。言论是自由的，但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我国目前处在转型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这一点对于赋有决策责任的领导和影响决策的专家尤为重要。
现在有些垃圾填埋场即将面临要封场，从技术经济方面看，原有的垃圾收运系统还可以继续使用，本来该场地建设垃圾焚烧厂是非常适宜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或单位预先就在填埋场周围附近开发利用，反倒逼迫垃圾焚烧厂不能在原有填埋场建设，这实际上是少数人利益与公益的搏弈，政府将垃圾厂（场）搬到更远的地方，支出必然加大，而那些参与搏弈的人获得了额外的利益。
聂永丰认为中国固废网网友及大众、媒体关心垃圾处理方式是好事，建议大家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看待垃圾焚烧。至于说，中国有些地方现在反对垃圾发电：六里屯、吴江、番禺等，这种反对是否理性，他不便发表评论，因为问题比较复杂。
总之，治理生活垃圾污染，真正削减生活垃圾污染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徐海云曾以亲身经历举例说明：“作者也有幸参加过一次与某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附近居民代表的对话，有的代表引用专家的说法，美国、日本许多生活垃圾焚烧厂都关闭了，可这些专家根本就不了解美国、日本生活垃圾处理的真实状况”；他接着说，在北京建设垃圾发焚烧发电厂时，有人提出海淀区是北京的上风向，不宜建垃圾焚烧厂。所谓的上风向也要客观的理解，上风向和下分向是相对的，海淀的下风向也许就是朝阳的上风向，北京的下风向也许就是河北某地的上风向；如果因为海淀区是“上风上水”，海淀的生活垃圾要运输到其它区县处理，我们进一步延伸，北京的生活垃圾是否要运输到北京以外地区处理。理论上如果将北京市的生活垃圾运输到西北部的沙漠地区处理，由此产生成本应该由全体北京市民来负担，这就要考虑全体市民的意见，如果需要每个市民每年拿出500元用于支出由此产生的成本费用，估计现阶段大多数居民不会同意，尽管会有少数富有的人支付得起，但我想这并不能成为决策依据。现有的技术可以将焚烧垃圾处理的烟气处理得比北京的空气还清洁，但现实吗？相应的费用我们大多数居民愿意支付吗？
（作者：中国固废网 全新丽）
编辑：刘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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