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6-03-18 09:11
来源： 中国水网
作者： 薛涛
研究营销学的西方专家告诉笔者，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实行边际成本定价的案例，因为实行的企业不可能生存。现实的定价策略大体可分为成本加成定价和策略定价，前者为了维持足够生存的利润，后者为了实现市场份额的目标。
在有竞争者的条件下，存在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取决于，可调度的资金是否足以熬过市场的困难时期。
西方微观经济学只有工资的价格粘性理论试图解释失业率的存在，把工会作为价格刚性机制的替罪羊。但是企业理论无法理解为何企业主不能调节销售价格从而充分利用设备产能，如果不能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 维持亏损经营还想实现沿时间过程的利润最大化，纯属纸上谈兵。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和金融的企业兼并理论，从实证上观察到产能过剩的具体原因，比如固定投资巨大、投资周期长的钢铁，和汽车产业的产能过剩要超过固定投资小、投资周期短的轻工业。创新经济学注意到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又和技术更新的替代速度有关。
最著名的理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他认为技术更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信念完全相反。
我们注意到市场供求均衡的解只对规模递减，和规模不变的企业成立。规模递增企业无法确定供求曲线的走向。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垄断企业有垄断利润的决定权，使实际产能处在潜在产能之下，以保证垄断利润。
问题是，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
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发现过剩产能形成的真正原因在规模经济。新兴产业的竞争者必须做大做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出局。但是，最后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能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以保障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持研发和营销的费用。技术落后的产业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没成本”，和新兴技术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术，都是形成过剩产能的原因。
亚当-斯密早就意识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源限制。中国前三十年的艰苦生活主要是西方经济封锁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裕，主要源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中国生产的廉价产品交换中国稀缺的资源。但是，中国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所以，中国产业目前所受的市场规模限制，有多重原因。
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 必须区别对待
依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我们对目前国内处理过剩产能的政策，有如下建议：
目前“僵尸企业”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决定企业前途的不是债务，而是人才和技术。
我们必须搞清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须淘汰，还是市场波动引起的资金链的断裂？亏损企业的产品究竟是有实际需求的民生产品，还是无用或有害的商品必须销毁？企业的管理团队，究竟是久经考验的队伍，还是扶不起的阿斗？
必须区分化解过剩产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干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后果。不能认钱不认人，成功的投资家看好的都是能成大事的人，而非能赚快钱的项目。中国不但要改进财务的信用制度，还要建立企业家人才的信用制度，帮助投资者建立经济信息库。
加大淘汰技术落后产能，改造污染产能的力度
目前估计的一亿吨过剩的钢铁产能，以及其他的建材产能，究竟多少是技术落后，治理污染得不偿失的企业，才需要采取关闭淘汰的措施。应当有有关产业的技术专家和行业协会参与调查，不能简单地用财务标准或资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减少结构调整的损失。
对技术先进、人才集聚的亏损企业，要联合金融或其他产业投资重组。
中国存在大量重复竞争的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财税体制鼓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的财政收入，才会竞相发展钢铁、汽车、房地产等短期暴利、长期过剩的产业。
治理过剩产能尤其要打破地区保护，发展跨区域的整合，才能增强规模效应和国际竞争能力。尤其中国有上百家钢铁企业，上百家汽车企业，每家都形不成规模和跨国公司竞争。
要利用这次化解过剩产能的机遇，学习高铁、核电的整合经验，组建多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建材、汽车集团，不仅民营资本可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国有资本也可投资有技术、有人才、但是缺资金的民企，在国际竞争中做大做强。
如何改革财政税收体制以鼓励跨区域的整合，也是世界难题，有待中国的体制创新。这次中央推出京津翼的协作和长江流域的协作，是很好的思路。希望推广到产业链的整合，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全国一盘棋的优势。
用收入分配的政策有效利用民生急需的过剩产能
即使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的危机。财政政策除了扶持供给侧的企业，更应当直接补贴急需的弱势群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重演美国倒掉过剩牛奶的悲剧。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均钢铁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车保有量，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只有相对收入水平的产能过剩，不存在绝对的产能过剩。
尤其目前钢铁、建材、汽车的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的速度与市场景气的收缩过快有关，也和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合理有关。
目前中国政府推行的精准扶贫项目，已经确定贫困地区的短板在道路、住房、教育、水电等基层建设上的差距。与其用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发钱，不如学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办法，直接采用收入分配的办法，由中央政府拨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向过剩产能的企业采购钢材、建材，直接拨给贫困地区施工建设。
也可以学家电下乡的方法，把生产过剩的汽车产能转产农用汽车，补贴给贫困地区的农民发展运输和生产。
对于长期空置的“鬼城”，可以学美国1980年代末解决储蓄贷款银行危机的办法，不是搞什么房地产保值，而是把破产接收卖不出去的房产，零首付或超低价转移给贫困县以下的居民和无房不敢结婚生育的中青年，同时解决过剩产能、创造就业、和社会维稳的难题。
编辑： 李晓佳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并兼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E20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中建环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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